應該學下人

戶部尚書公布了「畢直」後，他被人小到畢直，大抵是話佢放錢進MPF而不退稅或直接鎊水。其實，戶部尚書一面要打通漲，一面要寬免這，寬減那，其實與打通漲的目標有點違背。我僅有的經濟常識指出，要對抗通漲，就要抽銀根，香港無得搞幣值和利率，政府就更要減開支，甚至加點稅(我唔定這看法是否合乎有關理論)。當然，因而出現民亂就另一回事。戶部尚書雖然口說打通漲，但亦想「與民分利」，結果卻有目共睹。

我亦反感這6000元。為甚麼人人有份呢？再者，去到六十幾歲才拿回，無可否認，若要「投資有道」，到時6000變600萬都唔定(可能官府都是這樣想，所以覺得這是很有着數的政策)，但假如真的這麼有道，那人一早就發了達啦。依靠MPF的人就是大部分6000最多只能變60萬的小市民，二三十年後的60萬......買到甚麼？官府就是無視(或無知)我們對MPF的憂心和不滿(收費貴，投資回報一般等)，居然火上加油。戶部尚書唔食粟米班腩飯這類CHEAP野，但我們卻每天都面對粟米越來越少，班腩越來越細，仲要間中加一蚊的困境，那些不是住公屋的貧苦大眾更何以堪？為甚麼不拿來幫這些人？不拿來幫食物銀行？為甚麼不拿來搞環保？就是只沿用其實原已不太受歡迎的老方法(記憶中，上次注資6000元後不久，就金融海嘯，6000大元在短時間內蒸發，市民對此「德政」又怎會有好印象呢？)，硬膠！

於是有學子說戶部尚書如開皇十四年的隋文帝般在關中有飢荒時，不開倉賑民，而要移民就食，正是孤寒鐸的寫照。其實，戶部尚書的問題就是沒有仿效隋文帝。

這個文帝不開倉賑民的故事，被不少學者拿來論證文帝惜倉庫而不惜民，流風所及，不少教科書都沿用，我教書時都會提。但實情似乎不是這麼簡單，我只據王仲犖的隋唐史和一兩段引文組織一下和猜想，不宜當真，至於實際情況是否如此就有待深究。隋文帝不開倉的故事出自《貞觀政要》，由唐太宗提起的。考諸文獻，開皇十四年，關中確曾發生飢荒，隋文帝叫災民到洛陽「就食」，後人就話隋文帝仆街，叫D餓到半條人命的人百姓過主混食。其實，記憶中移民就食是古代政府常用的處理災民的措施，所以隋文帝可算是「按本子」辦事，不應苛責。再者，實情不是想像中那麼差，《資治通鑑》這樣寫：

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八月，辛未，上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文帝首先是了解民情(這是與在電視賣廣告有分別的)，知道百姓無淡好食之後，不是ON拾拾地說甚麼我都不喜歡吃甚麼，而是立刻如温爺爺般發揮演戲天份，在班馬仔面前哭起來，再起勢「小」自己，再節食，班死野自然不敢不「看着辦」！文帝叫百姓就食洛陽，但他不是叫人自生自滅，而是有組織的，有秩序地移民(似乎還是親自出馬領民就食呢)，期間他更三令五申叫士卒好好照顧災民。看！幾體貼！戶部尚書，學下人啦！

後人話文帝孤寒，不開倉。但看到這段記載，我就想：這樣移民就食不是比開倉更費時失事嗎？從行政上來說，似乎是得不償失。這可能是因為文帝真的孤寒；亦可能是因災情太嚴重，而且很可能會一直持續，關中義倉的糧應付到一時，應付不到長時期，所以把災民遷出，暫避風頭。但從王仲犖的整理，看到另一解釋的可能。早在開皇五年，文帝就下令各地建「義倉」，令民積谷防飢。這些倉由鄉里間的社司管理。但十四年關中飢荒卻不動用這些儲糧，何解？暫時只有上述不同推論，但無答案。在開皇十五年，即飢荒後一年，文帝說「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陸續把邊境和關中的倉庫的管理權收歸政府，並定明百姓稅收歸義倉的分額，於是「所在義倉，又皆充滿」了。及後遇災，政府似乎頗能開倉賑濟了。我的理解是，可能在開皇十五年前，義倉管理不善，叫百姓給糧入倉，都成了耳邊風，終在十四年要用糧時，就不夠用了，而沒有開倉(亦有可能是災荒太廣泛和持續，不得不離去)。隋文帝於是在災情過後，就大力整頓義倉，把它們「國有化」，再叫全世界交多D稅，當MPF般交入倉庫。於是以後，遇事時就有倉可用了。換言之，開皇十四年文帝不開倉是不能也非不為也。假如我這猜想正確，文帝就是知怎樣亡羊補牢。戶部尚書，學下人啦！

為甚麼《貞觀政要》卻不提這些呢？看看段原文：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兇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唐太宗說開皇十四年，倉庫盈溢，從上面的假設，我存疑，而且他是否為了「遷就」其「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的論點呢？再者，他沒有提文帝令民就食時的「體貼」，大概唐不會為隋說甚麼好話，就如中共看國民政府一般。最重要的是，唐太宗借這個故事，指出理財以至治國應以「務積於民」為念，死慳難慳不代表會長治久安。

其實，這不能妄言是唐太宗的偏見或「扮野」。隋末地方大大小小勢力造反，他們就是以隋設於各地的糧倉作反。佢父親李淵在太原，就是開倉派米，吸引了一大班平民百姓前來，再募兵，於是支持者眾，足以出師攻關中。唐太宗親歷其事，又怎會不感慨呢！

死慳難慳，卻終成反對者的資本。戶部尚書，你明唔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