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工作忙得不可開交，被逼暫停在blog上老吹。不過，近日有兩名教師自殺，曾執教鞭的我不免有點「物傷其類」，再無時間也要草草數字聊表感慨。
羅太的回應被轟涼薄，但我更同意劉細良的見解：探討兩位老師的死與教改的關係是如何，已沒有意義。羅太最大的問題是她表現出兩位教師在她眼中不是人命只是數字，她關心的只是政策的執行。假如她真是一個政治人，她何不走去慰問一下死者的家屬、同事、學生……，可惜她的鳥腦子只有那鳥的工具理性。近年政府把市場運作原則引用不同界別，教育界亦不例外，講成本、講指標、講數字……這些只是形式不是問題核心所在，最要命的是把市場原則背後的精神徹底落實：森林定律。陶傑曾在節目中說殖民時期的香港其實是奉行資本主義最徹底的地方，這是非常殘忍的。可是強政厲治的政府卻甘之如飴，她更想七百萬人和她一樣甘之如飴……。
有風煙節目主持人認為教師本來是不愛在職場打拼搞人際關係、求安穩、進修、低調的一群，現在突然要他們爭這爭那、競逐生存，他們怎會吃得消呢？他道出了部分事實：當教師的大都不會有那種在商場逐鹿的「雄心」，也未必有入住CEO級豪宅的願望，只是求安定(甚至安逸)、競競業業地做好本份以遂其教育理想的一班人。但就是不打拼嗎？廢的老師如我當然有，但盡心努力的我也見不少，他們不是一種「雄心」嗎？難道要你鬥我我鬥你、你食我我殺你、到處鑽營搞關係做其「資本主義森林王」就叫打拼嗎？一些人用心在搞辦公室政治、用心於計算炒多少個人使老板賺多幾個銀元，他們有沒有在毫無支援下教曉有自閉症和過度活躍症學童認字和排隊的耐心……這不是打拼嗎？
有不少人認為很多人都是天天工作近二十小時，睡4、5小時、無時間照顧幼小，老師卻在吵鬧、要去死，像是有特權般。亦有人說老師們給社會「縱壞」了，薪高糧準，現在辛苦一點就要生要死，「依家唔撚洗你做呀」！ 為甚麼我們不問：這是合理嗎？這是應該嗎？這種情況不應該改變嗎？「我沒有時間管教小朋友，你也不應該有！」這是甚麼心態？有句話「you don't have to fuck people over to survive」，可是現在的社會、政府、羅太就是要比我更涼薄，它們的思維告訴我和一眾教師「you have to fuck over people, otherwise you will be fucked over」。
英文基準試其實是在殖民地末期某份教育改革報告書提出的，可是當時是想以此在為教師升職的標準，換言之，是以此政策作為教師「增值」的motivation。但我們的森林大王卻把它改為淘汰機制，fuck over all teachers 。難怪羅太有一種「你兩條友仔頂唔順是你們欠競爭力的問題」「全港教師過千人，死兩個不算甚麼」的心態。
當然，兩位教師死了就要停止教改嗎？我不苟同，但我仍想說「腳掌、飯焦，你地死得未！」
2 comments:
"存在寫虛無"
好名字.
劉細良﹕政治人才與政治生活
1月 13日 星期五 05:05 更新
【明報專訊】近半年來有關香港政治人才匱乏的問題已受到政府正式重視，日前政務司長許仕仁認為港府會營造合適環境，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並在06年上半年就開設政務助理及擴大區議職權進行公眾諮詢。
政府願意開放參政渠道是件好事，政治人才需要有入職機會，但究竟是否有機會便自動產生人才﹖香港社會培養更多的政治專業人才，還欠什麼土壤﹖
跟大佬式政治
首先我們要明白獲得公職不等如變身政治人才，在80年代港英推行就地而治，吸納本土華人從政，這些曾被委任入立法局的本地人，很多人名字都不記得，例如有個來自巴士公司站長的王霖，還有一個曾一度身兼兩級議會的叫伍周美蓮。我中學年代圍觀她辦事處開張時，連權傾朝野的首席華人政客鄧蓮如也親臨切燒豬，今日她已不知去向。因為殖民地體制從來沒有與本地政治精英分享權力，權力牢牢掌握在決策官員之手，80年代一個在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工作6年的社福機構總幹事，對有關政策科的決策過程仍可能是一無所知。
又例如香港商界不少早已獲公職，但十年廿年來有多少個真的有政治識見呢﹖最叻的一個叫做唐英年(相關新聞 - 網站)。只因殖民地政府也只是給予他們特權，沒有與商界分享權力，他們只是「跟大佬」的小混混。91年後循直選渠道出身的政治人，是今天最有政治歷練的精英，如涂謹申、劉江華(相關新聞 - 網站)、陳婉嫻(相關新聞 - 網站)等議員，他們也沒有機會分享權力，十多年的反對派角色，即使做了勞工政策或保安政策專家又如何﹖我相信涂、劉兩位議員比新任局長更認識保安政策，在政黨執政國家，他們早已晉身內閣部長，但在香港卻變成了「霸位」、「阻住地球轉」等，黨內鬥爭指控「罪證」。
政治人的生活
第二我們不要誤以為政治明星等如政治人才，政治明星不需要培訓，他們會自己打出一片天來，像李柱銘(相關新聞 - 網站)、曾鈺成(相關新聞 - 網站)。今天我們需要吸納更多有理想、有能力、有責任感的年輕人從政，視政治為志業。他們將來可能是政黨幹部、是智庫成員、是地區領袖、是社運團體領導、又或是政務官與傳媒政治?記者。這些中層骨幹形成一個特區的政治社群，但不一定是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員或政策局長，他們才是推動香港政治現代化的沉默改革者。
02年史丹福大學教授Deborah Meyerson出版了對商界有影響力的作品《Tempered Radicals》，他認為「大人物」領導的時代已經過去，出色的領導來自一般中層管理者而不是英雄明星CEO，他們被稱為「改革而不造反人士」，甚至不會視自己為改革者，只是重視執行力，以耐心、堅持和創意完成工作。這些基層政治人才不等如基層區議會議員，例如一個好的政治編輯，而不是區議員，對政黨的批評會促進政治倫理革新。
問題是香港社會有一種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甚至反政治的教育環境，董八年來將政治妖魔化，以為有一個非政治的理想決策環境，同時香港人傾向將政治與生活割裂，視政治只是一種技能訓練。殊不知政治訓練不是來自GPA101課程或公共行政管理碩士（MPA）學位，而是來自政治生活。例如中學年代參與聯校活動，學懂溝通技巧，大學年代參與報社、國事學會、系會及學生會工作，對時事有興趣，參與校園以外社會運動，這是一個未來政治人才學生時代的政治生活。英國政客貝理雅(相關新聞 - 網站)、白高敦的年青時代經歷大同小異，都是在青年時代已顯露出從政熱情，參與工黨青年部或者上街反人頭稅。又例如當年台大新聞社，學生會學運領袖經歷野百合運動，晉身民進黨公職議員辦公室，慢慢到今天走到台前。他們從政後學生時代關係網將會顯現出來，像日本東京大學的畢業生加入政府官廳，同屆早稻田大學的老友卻去了《讀賣新聞》，大家是早已認識的朋友，平時也會出來談論政治，將這種政治生活一直延續下去。
政治妖魔化遺害
問題是在香港政治潔癖的中學及中學化的大學校園，早已視政治參與為禁忌及老餅活動。最近我出席聯校國事學會座談，台下只有10人，連幹事都沒有到齊，你說多氣餒。
一個社會沒有健康的政治生活，便沒有政治人才，像80年代香港一樣，伍周美蓮這類「政治人才」每個年代都有，她也一度是港英本土化政治精英人辦，20年後，我們會重複當年英國人的失敗經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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